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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好的方面说，这种精神一方面是承受着神恩，要以自己的行为彰显神的恩典：这一种个人主义如此有恃无恐，这些开拓者才有勇气和决心一步步往前走。可是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，这些依仗上帝眷顾的个人，自以为是神的选民，对他们而言，“神的选民”四个字，就让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其他人有了区隔。异教徒不能蒙受神恩，乃是异类；那些他们认为是野蛮人的原住民，简直是羞以为伍的异类。这些自以为蒙受神恩的个人主义者，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处置他们眼中的“异类”。 在美国历史上，正因为这种不成理由的“理由”，百万计的原住民被他们驱赶离开自己的土地——甚至于以近代的武器对付手持弓箭的原住民，对其任意地杀戮和驱赶。 从他们手上夺取的资源和土地，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。 这些错失，在今天看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，但是在当时那些开拓者的心目中，却正是以这种理由毫不留情地将新大陆占为己有。
类似例子还有洛克菲勒。虽然聚集了庞大的财富，但他生前就将大部分的财富捐作公用。洛克菲勒留在人间最大的贡献，是设立美国第一流的大学芝加哥大学，并资助兴建了无数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。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，就是他捐助的。洛克菲勒基金会持有的总财富，大概比整个台湾地区的财富总量还要巨大。这个基金会支持和补助的各种公益工作遍及全世界，尤其在落后地区如非洲、南美洲等处。与卡耐基、洛克菲勒同时代的巨富，例如福特、贝尔、梅隆等人，均捐出大笔财富推动公益事业。他们的动机几乎都因宗教信仰，进而身体力行地修德为善。我们钦佩这些巨富能够将自己聚集的财富反馈社会。如此行为的动机，还是基督教伦理对于他们的感召——凡此现象，都是前述宗教观念的体现。
乘着这一波浪潮，美国的文化也得到刺激发展的新空间。那些歌唱的巨星，如猫王、迈克尔杰克逊、英国来的披头士……如果没有电视作为网络扩张他们的听众群，这一行业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堆塑出拥有如此庞大群众喜欢的巨星。当然，他们后面的经纪人所获得的利益，比他们所得更为庞大。他们有数百万、上千万的歌迷，在各地还会举行巨型的演唱会，例如1960年8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（The Woodstock Festival）的大型音乐会，连续举行了四天，参加者不下四十万人。从那次成功的音乐会以后，歌手们经常有机会举办音乐会，每次聚集以万计的群众在场应和。这一股力量创造了美国新的文化，其特点是浅薄而煽情，热闹而空虚。
职业球赛当然完全以营利为目的，只是在体育竞赛里增添了博彩性质的吸引力。在1970 年代的时候，全国大概只有第一线的大城市会有某一项目的大球场，现在哪怕是二线城市也都拥有各类大球场。球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：我刚到美国时看见芝加哥的白袜队球场，可以容纳两三千人；到今天，匹兹堡这个二线城市都可以有三四个大球场，容纳不同球队的活动，棒球场、足球场的容量都是五万人左右的规模，冰球和篮球比赛也可以有上千观众。如此庞大的观众群，撑起了一个非常殷富的运动企业。球队其实都有老板的，一个老板集资若干主办一个球队，若是球队晋级升等、球员成为明星，就能以此吸引更多的观众，球场和球队的收入以及球员本身的薪资都随之同步上涨。今天，一个全国级的球员，无论是足球还是棒球运动员，年薪大概都是数千万美元。球队老板的经营除了门票以外，更多是卖广告、食品、纪念品等，以此累积数十亿的资产。
这些财富的来源，往往是工厂劳工阶层：他们收入不高却努力储蓄，盼望能够在比赛季节看一场球。一场球赛一个观众的支出在两百到五百美元之间，加上旅费、住宿、饮食等支出，一位劳工看一场球，他的月薪就要去掉一大块。但是他们乐此不倦，因为美国人需要寻求刺激：快速地奔跑，群众的吼叫，以及球星的英雄形象。许多人自以为，球队代表城市就是代表自己。我们到达匹兹堡时，匹兹堡三个球类队伍都获冠军，“三冠王”的荣耀，使得市民们在第三次胜利时，全城彻夜狂欢。我询问邻居：“球员都是匹兹堡本地队青年吗？”他瞪我一眼：“匹兹堡队，这个词还不够吗？”在今天社区／社群均已淡漠疏远时，本地队胜利带来的虚荣，填补了已经淡化的群体归属感。冷眼旁观者看来，是圣经上所说“虚空的虚空”：如此泡沫，却将劳工辛苦工作得来的收入，堆砌为无数的巨富，以及若干明星球员短暂的名誉和财富。
更可悲叹者，这两种行业尤其是娱乐业使用的媒体，所及群众之广大，以至于宗教人物和政治人物也都见猎心喜，运用同样的渠道和场合，或者作为宣道之处，或者作为竞选工具。以后者而论，罗斯福运用无线电，直接向全国的选民解释他的政策；肯尼迪利用电视，以英俊的外表、善辩的口才，吸引了无数的选票——而他的对手，却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新工具的存在。现在的特朗普总统，利用信息业中的传播工具“推特”传达他的观点，直达每个选民手上的手机。这种借助即时通信工具诉之于群众喜好的方便手段，已是今天政治活动中无法摆脱的一个圈套。结果就是，政治家凭借情绪化的表达、直接的个人形象来获取选票，而非理性的思考和辩论。如此的政治活动导致的后果，即是哗众取宠的“群众民粹主义”。
美国以商立国，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追逐财利。前文提过，那些镀金时代的大亨努力致富，却在事业成功后散财捐款，以满足清教徒的心智境界——这是从好的一面看。如果从恶性演变的一面看，竞争激烈的战场上的斗士，不会满足于胜利后的喜悦和风光，胜者还会需求凯旋后的享受。而且胜利如同，上了瘾就不会洗手不干。这尤其反映于19世纪中晚期，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想要达到的境界似乎永无止境：建立了一个企业不够，还要这企业更进一步地扩大；对同行兼并还不够，更追溯兼并上下游产业，力求各个阶段都要由他一人控制。这种独占的欲望，形成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托拉斯现象。洛克菲勒家产，就充分地发挥了这种作风。如此方式的弱肉强食，其实冲销了所谓自由经济、公平竞争的理想。一个有一千万元本钱的商家，他的存在就剥夺了无数只有十万元本钱创业者的机会。到了这一阶段，赌徒性格遂与个人主义叠合，不仅成为投身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动机，而且这一个人投入的资本主义活动，转化为一个国家的行为特色。最后，逐利不仅是从事某个事业的动机，也是举国献身的人生意义之所系。
在美国历史上，托拉斯的现象早已出现。要到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时期，才以公权力的力量限制托拉斯无穷扩张的企图。可是，美国的政治还是受金钱的左右，约束托拉斯的法律始终无法完全落实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到20世纪的后半段，托拉斯的风气再度猖獗。大股东不再以个人的名义并吞和独占，他们以注册“委托基金”的方式搜集股权，或者以公司与公司之间削价竞争的方式击垮弱者。到今天，举个例子说，所有关于传播和公共文化的事业，从报刊、出版商、通讯社、音乐戏剧事业、电影业、电台、电视等，都已经合并成全美不超过五家的大托拉斯。不熟悉美国情形的人很难想象：亨利卢斯（Henry Luce）所开创的《时代周刊》，曾经是公共舆论的基地；在他死后不久，卢斯集团就并入了好莱坞的企业群，也吞并了迪斯尼乐园，等等；更没想到，在这一兼并的产业链上，如此一个集团竟然也延伸于旅游业，将一个大的连锁酒店希尔顿也并入麾下。由此可知，“财富”已经成为具有动能的巨无霸，其吞噬胃口再无满足之时。“致富”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的手段，更是其根本特性——这一特性，也是美国文化不能摆脱的诅咒。